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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食品生产与经销商自律性较为薄弱，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力度不足，我国的食品安全主要依靠政府监管来维护。在这之中，大多数监管主体都是小型的地方政府机构。在2018年之前，各级政府普遍采用分散监管的结构，即将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等供应链层级分派给几个不同的地方监管机构负责。这些机构之间常常会发生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且监管能力也有限。这一现象被称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九龙治水”。不止我国，分散监管在其它发展中经济体中也很常见，例如巴西、越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等等。许多学者认为，采用集中监管，即由一个监管主体负责对整个食品供应链的管控，将会更好地协调各监管层级，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作为范例，美国、欧盟已基本达成食品供应链的集中监管。正因为如此，各发展中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食品安全监管集中化。我国更是在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集中监管结构稳步迈进。

然而，在诸多提倡集中监管的学术文献中，以定性研究与案例分析为主。食品供应链监管系统涉及到多个机构及企业。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博弈行为，故单纯的定性研究与案例分析无法完全反映这一系统的复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石铎教授的研究团队试图用博弈论框架重新审视食品供应链监管系统，捕捉这一系统中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动机，进而对分散结构与集中结构进行全面比较。研究团队定义了食品供应链监管系统中的“食品安全指数”，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两种不同的监管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分散式监管结构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一，供应链下游的监管机构会对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产生“屏障效应”：更为严格的下游监管可以保护上游供应商免于处罚，从而为其提供更强的风险动机。这一效应会被供应商所利用，进而导致食品安全指数降低。其二，监管机构之间会产生“搭便车效应”：各机构互相期待可以依靠对方的监管结果来保证安全，导致整体监管强度不足，进而降低食品安全指数。通过把监管结构由分散改为集中，可以有效规避这两种不良效应，在大部分情形下提升食品安全指数。

不过，研究结果还表明，集中监管结构未必能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也有其仍需完善之处。将各级监管机构合并而成的监管主体会成为整个系统的斯塔克尔伯格（Stackelberg）领先者，通过对各级供应链企业最佳响应的预期来决定其总体监管方针。这反而会使监管机构对各企业的实际行动难以做出灵活响应，进而提升监管成本，降低监管主体的监管意愿。同时，集中监管主体追求所有层级监管效率的最优化。在监管成本适中时，集中监管可能选择由成本更低、然而能力也更低的层级出力；在相同条件下，分散监管反而可能因为搭便车效应而导致成本更高、能力也更高的层级出力。换言之，集中监管结构对总体效率的追求反而可能会降低监管力度，进而降低食品安全指数。

石铎教授指出，以上这些研究结果仍然支持将分散监管整合为集中监管的总体方针，但也同时提醒政策制定者，分散监管亦有其可借鉴之处。例如，分散监管灵活性更强，也可能带来更低的局部监管成本。石铎教授还指出，单纯的结构性改革并不足以将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全面提升。为了建设更为健全的食品安全体系，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同时，也并不是奖得越多、罚得越严，食品安全就一定能提升。在各方博弈下，有时过度奖惩反而会导致过犹不及的效果。在不改变奖惩总额的前提下，对各企业、监管机构承担责任的比例进行巧妙分配，才更有益于为各相关方提供合理有效的食品安全动机。（人文社科学院的陈山泉博士为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石铎教授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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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石铎

开元985棋牌最新官网（深圳）运营管理学助理教授

石铎于2018年取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运营与制造业管理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罗庚班。石铎用解析模型处理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运营问题。他的近期研究囊括3D打印的运营策略、供应链社会责任以及食品供应链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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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经管学院微信公众平台，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otxeXYGRVp7E1HM3U4N-iA